花纹最基本的形式是重复, 大量的元素有规律地排列, 用以创建一种通常赏心悦目的模式。花纹通常出现在大自然、雪花和螺旋等形式中出现, 但我们所见到的多数都是人造的。
在这个展览中, 我们使用 “回旋” 作为一种隐喻来研究人类行为 — 我们太过频繁地重复这些动作以至于它们业已成为我们的第二性,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被这些花纹 “把控” (有时被它们压制), 我们的行为受制于它们的规律, 就像花纹的美感也受制于美学规律。
当我们看到一块圆点布, 如果是红白相间的圆点花纹, 我们不会问为什么每个圆点都是白色的, 但如果有人将其中一个圆点染绿, 整个模式都被打乱了, 我们会问那个绿点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会决定用这种颜色。
张灏在她的作品 “与王一夜” 中创造了这种效果, 其特征是慢慢瓦解的中东图案。当花纹逐渐消退, 一个模棱两可的对象控制着前景, 一块黑白相间的裹尸布里似乎包裹着一块木头。是不是有人和王睡了一晚?或许?但看起来这里不只是这样, 肯定埋葬了些什么, 像是布裹着一具尸体, 但我们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在这个作品中, 有类似于夏洛特.吉尔曼的 “黄色壁纸”, 女主人公被禁锢在一个房间里做产后精神疾病的诊断。在她被囚禁期间, 她沉迷于壁纸, 幻想自己可以爬到壁纸的后面, 进入它的世界。
她在书中对于花纹的描述不仅能说明这个作品, 还有关于这个展览更大的主题:
晚上在任何形式的光的照耀下, 在黄昏, 烛光、灯光, 最糟糕的是在月光下, 它变成了一条条! 在后面的图案, 很明显是一个女人。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后面展示的是什么东西, 花纹后面昏暗的东西, 但现在我很确定这是一个女人。
在白天她是柔和的, 沉静的。我猜想是花纹令她纹丝不动。这如此令人费解, 在那一小时里它让我很安静。”
尽管张灏的作品没有提供有关医学界以及歇斯底里的性别偏见诊断, 他的花纹有一些邪恶的地方, 而立刻又愉悦起来, 近乎卡通样式, 陷入一种尴尬, 然后在画布的底部破碎, 似乎传统和行为正在逐渐地消解。
两个图像互相交叠的技巧, 也出现在他另一个作品 “夫人们”, 其特征是电视测试模式,呈现在沉闷的色调中 (而不是通常的萤光粉红或荧光绿, 前方站着一排白色的幽灵般的人物。这些妇女站成一排, 像是等着受害者辨认谁是罪犯, 但目击者无法识别她们,
因为她们的脸已经完全消失, 暗示了媒体在人类行为中所起的洗白作用。
但她们的姿势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像是她们正面临着育儿协会一些夸张的指控, 认为这些母亲不该让她们的孩子看太多电视。
媒体, 比如电视和电影, 将这些模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理层面, 这是反映在张灏的作品 “翻译的政治” 中的元素, 他描绘了好莱坞标志 (最初竖立在圣莫尼卡山用以刺激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发展) — 这个标志象征着电影业的诱惑力, 吸引着想要成为明星的那些人, 并且以它的价值观和想法来吸引观众。张灏创造了一个中文的短语将 “好莱坞”正常音译为 “好来武”, 他的版本的好莱坞使用中文的 “爱好”、“来”、“武术”。 当看到场景位置是在山上, 且是黑白背景时, 这个词便开始更有意义, 在一些武打电影中, 两个长着胡须的人物出现从岩石后面, 剑光闪烁。在此张灏与美国电影业进行了一场安静的角逐, 一种也许是为了某种决斗做出的挑战。
黄颂恩提出了自身对媒体的一些思考及其对制定模式的影响, 她的装置 “恩…哇…”, 数个播放着录像的电视机平放在地面上, 每个电视机外沿都有光圈环绕。视频开头两个忍者在笑, 一个吃黄瓜的女孩说 “哦耶”, 随即切入另外一个屏幕(或是一个很像奥巴马的男演员), 咬了一大口汉堡包, 电影的技巧为 “匹配行动”, 相似的手奥巴马(或一个演员扮成奥巴马把一口一个汉堡)。然后桌子上出现了一只碗, 有人说 “哇”, 就在这时候一个长官翘起了腿, 他的警卫员在他光着的脚上喷了某种香水。这个电视流的意识在小丑中延续, 笑牛牌(法国芝士), 几个孩子打扮得像侦探一样做广告, 一个头戴荒谬黄色圆点帽子的女人, 相扑手, 香港的卡通人物老夫子, 和麦当劳叔叔一起跳霹雳舞。观众可以看到的不过是闪烁的光和不同种类的欢呼雀跃, 它们可能是满意、笑声、幸福的尖叫声或典型中国式的 “哇”, 似乎缺少了英语的哇里所包含的某种惊讶或敬畏。
通过拼接这些声音, 黄颂恩赤裸裸地揭露了广告的机制, 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为之疯狂, 将理想的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怂恿我们应该尽量模仿, 这样我们也能和他们一样愉快。通过将这些电视机翻面放置, 帮助我们摆脱他们的 “梅杜萨”(希腊神话里的女妖, 只要她的眼睛和人对视就可以石化那个人)。
另一个录像 “把砖头搭起来, 再打碎” 作品特点是不断闪烁的由孩子们创造的不同素描与黑色矩形砖块相覆盖, 慢慢爬上屏幕。一个有节奏的敲击伴随着这些转块的运动, 如同整齐划一的军事操练。不知何故情不自禁地想到早操, 孩子们被灌输各种纪律或那种一早已将形式固定, 让孩子们照搬上色的艺术课程, 而并没有引导他们不依赖任何参数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
“浅粉红色淡蓝色”, 探索了与在线条内的绘画一样的主题, 借由一个小塑料娃娃作为它的主题。婴儿匍匐着, 与此同时一支画笔在它的尿布周围涂满了粉红色的颜料, 然后再覆盖上一层蓝色的颜料, 直到颜料堆到几乎离谱的程度。作品传达出这样一个想法, 孩子当然完全无力选择他或她的性取向。有趣的是2011年加拿大的一个事件引出了这个话题。一对夫妇, 凯西.维特瑞克和大卫.斯多克, 这两个男性作为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 名叫 “风暴”, 它的性别是一个秘密,除了他们的家庭医生和直系亲属以外, 无人知晓它的性别。他们尝试给风暴一些空间, 在不受任何一方压力的情况下, 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这对夫妇的前两个孩子, 两个男孩对性别已经有着自由的想法, 留长发, 穿裙子。结果当地的孩子及其父母经常嘲笑他们, 但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孩子早已学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良好调适的方式, 平静地很有逻辑性地应对他人对其性别的质疑。尽管这个家庭被右翼脱口秀成员狠狠地批评, 我们却欣喜地看到他们业已开放了对话的空间。事实上给儿童创建一个中性的环境是很难的, 从儿童的衣服到玩具商店都早已经以颜色做了性别编码。
事实上, 家庭在模式创造和实施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想法贯穿在黄颂恩的作品 “链子” 之中, 一件由一系列金链子组成的装置作品, 形成了链条锁的结构 — 开门时, 会有一条缝, 但是人是无法进入的。黄收集了用过的金链,一部分可能已被转手过数次, 有些用作礼物。使用这些 “用过的链子”, 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网 — 保护着每个成员的安全网。同时这些链条也阻止着, 中断着, 限制着行动, 当然某些行动和行为可能对一个特定的家庭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黄颂恩的作品 “便条纸”, 探索了模式这一主题, 并且增加了随机这一元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活的一个有趣的比喻。尽管强加给我们的模式和刚性结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安全, 不过却增加了一个随机的元素。她的装置作品由一系列写着不同单词的便条纸构成, 然后组成一个句子。当观众撕掉一张便签, 一个新单词出现, 句子仍然成立, 但意义却不同了。彩色条纹的图案, 蓝色、粉色、紫色、黄色是相同的, 但句子的内容可能从 “你想我想念她”。变成 “我相信你看见他”。在某种意义上, 它就像我们的生活, 是从某些类型的模具上切下来的, 而我们却不断地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人重复同样的行为。
李海峰的作品, “等待戈多”, 呼应了行为和强化这一主题, 特点是一群人高兴地鼓掌, 很像是 “嗯哇” 的投射。一群人站在栏杆前和向着一个未知的区域鼓掌, 好像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孩子初出学步, 一对夫妇结婚 — 任何受到公众认可的小型、大型的项目。李将作品命名为 “等待戈多”, 贝克特的荒诞剧, 两个人演着等, 等, 等着一个人不会来到的人。尽管贝克特并不在诠释 “戈多” 这个词, 是站在 “上帝” 的 (最早这个剧本是在法国写的, 法语 “上帝” 是 “dieu” 不是 “god”) 这个剧和作品有着一个明确的生存内涵。我们作为人类想要奖励, 我们希望被赞扬被告知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我们在地球上重复的动作是有意义的。
他的另一个作品 “桥”, 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对位法。作品的画面中心架起一块长板, 看起来像一个船坞或跳水板 — 引领人们来到湖的中心。它与 “等待戈多” 在 “活动” 或 “表现” 上具有相同的意义, 同样缺少一个中心人物或动作。在这个作品中, 李还借用了一个类似的技术, 虽然媒介略有不同。所有的绘画形式都通过一层层的螺旋形、圆形构成 — 将 “回旋” 这个概念迁入美学领域。但与第一个作品 “桥” 不同的是, 它似乎提供了不同的路径、方法来离开这种模式, 潜水离开码头, 向不同的方向游去。然而从这个起点, 我们进入这个展览的另一边。姜国哲的作品, 让我们进一步跃入无人地带 — 这个领域, 越过模式, 摆脱禁锢, 最后离网。
他画中的人物都是孩子, 他们较少受制于社会的机制。在这个阶段, 只有光这一模式印刻在她们身上。他们的周围看起来如同想象力游戏中的半自然、半城市环境。
“云, 月, 光” 中两个男孩在一片模糊的树木和墙壁的阴影中摩拳擦掌且搭配有服装和道具。而另一个作品戏谑地题为 “泉”, 描绘了一个孩子从下水道或工厂管道口中滑出。在这里, 孩子门正运用它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严峻的城市环境环绕进入自己的假想王国。
在 “欢迎” 中, 两个女孩挥舞细长的手臂摆出一个纯喜悦的手势。有趣的是姜国哲使用了一个几乎天真烂漫的绘画风格, 但异常黝暗, 而她们身后的墙上覆盖着抽象的兴高采烈的彩色 — 类似于在 “把砖头搭起来, 再打碎” 中所看到的 — 如同孩子们的想象力从他们那流失了, 堆积到身后的墙上。
与此同时, “冰淇淋”, 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童年的肖像。两个女孩并排站在一个低墙前面, 一个被投射在黄色的灯光下, 另一个在红色灯光的映衬下, 她们都将冰淇淋含在口中, 但同时都抬头盯着观众, 像是有人闯入了一些亲密无间的少女时代。滑滑梯和被斩首的旋转木马的头部似乎意味着无辜, 但他们更像是被印在海报上而并非以一个现实的背景显现。女孩看到我们惊呆的眼神也带出一个问题, 背景中的黄色和红色, 创造出一定意义上的不适感, 让观众不禁联想到一些猥琐的老男人、男性观众, 或其他一些人物, 导致这些女孩悲痛, 扰乱了她们童年的幸福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女孩只是着手进行着一系列生活冒险, 学习模式, 犯错误, 受到大人们的训斥, 也许当他们长大后, 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模式, 甚至是一系列的模式, 以适应每个阶段的生活。而一个典型的回旋模式的形状像一个长方形的赛马场, 因此是固定的, 人类模式需拥有如同回旋离网的潜力和韧性, 如此才能更好地成长并且适应生活给出的无限的可能性。


